全球经济都会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阵痛期，中国经济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，去寻找新的出路。

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表示，宏观经济是一个流量经济，而在流量层面上，中国会经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收缩状态。

9月10日举行的RICE-CCES沙龙上，张军表示，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，是近年来全球经济流量迅速收缩的“导火索”。张军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，如果把2017年一季度的GDP作为100，去计算季环比指数，那么2024年一季度的指数是144。但如果以2017～2019这三年的指数情况，线性向前推的话，2024年一季度的GDP指数应该是146.5。

“这就是说，到今年一季度，我们还没有回到疫情前三年的趋势值，还有2.5个点的落差。”张军说，不仅仅是中国，用同样方法计算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欧盟等27个主要经济体，都没有回到疫情前的趋势值，并且目前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更大些。

在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、地缘政治冲突加剧、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，张军说，全球不是在加强全球治理和合作，而是开始分道扬镳。也因此，全球经济收缩的恢复进程，会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为艰难。

在这样一个流量收缩状态下，张军认为，全球经济都会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阵痛期，中国经济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，去寻找新的出路。

也就是说，中国经济要进入到一个全面转型的新时期，包括房地产企业在内的很多企业都要转型，地方融资平台要转型，地方政府也要转型。“中国会加快转型的步伐，一旦实现了实质性转型，中国经济的质量就会有大幅度的提升。”

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教授施东辉也表示，从一些关键的指标，以及物价、资产价格、居民去杠杆行为来看，我国有了阶段性通缩的迹象。而20世纪90年代日本应对通缩的经历和经验，或可作为国内防范通缩的借鉴。

首先，货币政策针对通缩宜出重手，要通过快速而大规模的政策刺激减少通缩发生的可能性。其次，财政政策不宜反复摇摆。相较于货币政策，日本财政政策的反应更为迟缓，直至1995年日本当局承认日本经济已经进入景气衰退期后，才开始实施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中心的刺激性财政政策，并且政策在宽松和紧缩之间反复摇摆，从而无法有效引发需求侧自我持续的扩张。再次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非常重要，这将减少过分依赖每种工具的需要情况，从而缓和过分推动任何一种工具带来的问题。

另外，施东辉表示，要高度重视预期管理。“不要挤牙膏式地出政策，要高度重视社会对政策的预期。”施东辉认为，当前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宏观政策打破通缩预期的负向循环。

虽然全球经济的联系比2008年要更为紧密，但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刘江会表示，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下目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空间布局重构，出现了两个现象，一是从离岸空间向“近岸化”“短链化”“友岸化”布局转变；二是供应链结构从“直线型”向“曲线型”转变。

在这一重构过程中，形成了墨西哥、东亚、印度、中东欧等四大产业转移热点地区。

也因此，刘江会建议，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，发挥巨型城市群在畅通产业内外循环中的空间价值，尤其是长三角、珠三角、环渤海城市群。因为城市群是产业链的备份基地、科技创新的策源地，是生产网络决策中枢。以巨型城市群为引领，通过区域内城市优势互补、规模互借、产业共生、创新协同，对于打造安全可靠的、自主可控产业链体系，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。

同时，刘江会强调，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，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，这对于中国经济应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、提升韧性非常关键。

张军也表示，在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中，服务业很重要，但服务业对制度供给的质量要求是更高的。产权保护制度、企业制度，都会成为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制度环境，需要我们在这些方面加快改革，解决相关的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。